在我童年时，手表还是稀罕物，常常称为“金表“。邻居老黄在钟表行里当差，出出进进，手腕上一只”金表“十分惹眼。那时，认为戴手表的人是有身份的人，戴手表既时尚又显得很有品位。小伙伴们玩耍时，常在手腕上画只手表。捉迷藏时，常抬起手腕，模仿大人看表的样子，嘴里喊着：“一分钟，藏好了吗?”一声“时间到”，捉迷藏的游戏开始了。后来，市面上出现一只五分钱的手表玩具出售，又成了我们争相购买的新宠，但是，表盘上的时针永远定格在12上。
第一次戴手表，那是参加高考时。高考三日，父亲的手表出现在我的手腕上，目的是为了合理掌控时间。那时考场上常见考生拎着双铃马蹄表参加考试，监考老师也默许，只是叮嘱别把铃声弄响，影响考场秩序。其实，在紧张的考试中，没有考生时时看表，手腕上的表成了聋子的耳朵，只不过是平息紧张焦灼的一种慰籍。
小舅舅要结婚了，对方提出要“三转一响”。三转：即手表、缝纫机、自行车，一响：收音机。那个年代，这些物品都是凭票供应，有钱也买不来。外婆急得头发又白了许多，父亲悄悄摘下了手腕上的表，送到钟表店擦洗、上油、换表带，一块进口男表解决了“一转”，也解了外婆的燃眉之急。我知道：那块父亲钟爱的进口表，是远在西藏阿里工作的朋友，从印度商人手中购得的。
读大学时，第五年进入临床实习，实习期间，在带教老师查房前，实习生必须先测病人心率、呼吸，离不开计时的的表。常常我们拎着护士工作台的闹钟，三五成群的穿梭于各病房，成了那时清晨病房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记得在儿科实习时，常要记录病儿的输液滴数。而善解人意的病儿家属，举着手表，站在输液架前让我们记录滴数。那些温馨感人的画面，每每想起，常使人激动不已。
实习期间，没有表，十分不便。我将省吃俭用的省下的70元，母亲又添了50元，用家中的被面票、棉花票，淘换了一张珍贵的表票，120元买了一只漂亮的“上海”牌手表。从此，这块表陪我开始了当医生的生涯。
下乡巡回医疗，在维族老乡家诊治完病人，在院子内洗手时，顺手摘下表，放到井台上。回到驻地，还未坐稳。一位维族大叔骑着毛驴追来了，不会汉语的维族大叔，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双手托着手表，递了过来。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手腕上的表不见了。大叔汗未擦一把，水未喝一口，转身骑上毛驴。消失在乡间的土路上。戴上失而复得的手表，心头泛起阵阵暖意。夕阳晚照中，听着远去毛驴的蹄声，看着腾起阵阵烟尘。那时的医患关系，就如鱼水关系，亲切和谐，感觉真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子表风靡全国，朋友从广州带来一只，望着这只物美价廉的电子表，迅即换下了“上海”表。看着液晶表盘上，闪耀跳跃的数字，在临床诊治病人中，实在是不方便。无奈，摘下这块时髦的电子表，又戴上了“上海”表。
一年又一年，这块普通的“上海”牌手表，“滴滴答答”陪伴了我几十年，一直到退休。“上海”牌手表质量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