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午后，我凝视着李鸿章的一张黑白照片，许久许久。
这幅照片，悬挂在安徽省合肥市李鸿章故居的展厅里。我看见，他左眼下那个清晰的伤疤，像一颗永远抹不去的泪滴，悬挂在那里。
即使再高明的史学家抑或文学家，都很难对李鸿章风云跌宕的一生一言以蔽之。倒是他自己简括了人生历程：“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然而，这好像算不上评价，只是划分一生中的几个重要阶段吧。
在李鸿章的生前死后，人们议论纷纷，难以定论，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如何看待李鸿章?安徽作家裴章传在《大清重臣李鸿章》一书的前言中说：“溢美是不该的，而因义愤甚至是偏见任意贬损这位晚清重臣，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冷静地看一下李鸿章，我认为，他首先是一个发愤读书、求取功名、怀揣报国理想的普通书生。如果没有发愤读书，便没有功名仕途，更没有中国近代史上成功、专权、辉煌的李鸿章。
李家世代务农。至李鸿章高祖父李士俊始，方“有田二顷”。李鸿章祖父李殿华不满足于现状，曾两次参加乡试，均以失败告终。遂把追求功名的希望寄托到儿孙们身上。天不负人，1838年，李殿华儿子李文安37岁喜中进士(与曾国藩进士“同年”);1847年，李文安儿子李鸿章24岁即高中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李鸿章长兄李瀚章也于1849年28岁拔贡，后朝考一等，被授同进士出身。如此，在短短的十年间，李家“一门三进士”，此等殊荣，实属罕见。
李鸿章的启蒙老师，是他的亲生父亲——一个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李文安。这使他从小就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寄托于科举功名，并梦想有朝一日挤进统治阶级行列。由于李鸿章天资聪颖，勤奋钻研，加之后来多位良师督导，终于脱颖而出，实现了“少年科第”的目标。李鸿章在《入都》组诗中写道：“读书但愿登科第，得不为荣失便羞。”表达了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包含了极其明确的功利性。当然，这是那样的时代所有读书人的共同奋斗目标和人生追求，也是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中“仁、义、礼、知、信”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然。
“少年科第”是李鸿章步入仕途的起点。他先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散馆后，以优异成绩改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属七品，官虽不大，却是天子的文学侍从，所以地位比较重要。自此，李鸿章真正挤入政坛，并有机会逐步由一介儒生演化为儒臣、忠臣、权臣、重臣、罪臣、孤臣……
如果不是在动荡不安、飘摇不定的晚清，李鸿章或许一辈子只做一个稳稳当当的文吏，编修史志，伏案著述，或许会成为家乡桐城派的代表人物，著作等身，青史留名。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社会震荡，彻底改变了这位书生的命运。他投笔从戎，演绎出一种别样的人生。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矛头直指日趋衰败的清政府。当时，满族达官贵人和绿营兵腐败不堪，根本无力抵抗义军。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只得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李鸿章做梦也没想到，他会被派往安徽老家，参与督办团练。从此，他便站在了反对、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最前沿。
然而，李鸿章手无兵权，又无实战经验，加之同僚排挤，其才能难以施展，可谓英雄无用武之地，一时消沉下来。直到1859年，曾国藩调其入湘军幕府后，他才走出了政治生涯的低谷，在军政界的影响逐步扩大，翻开了他宦海生涯的崭新一页。
李鸿章思想深邃，文采飞扬，在湘军幕府中既当谋士又掌管文案，深为同僚钦慕。此间，流传一个有趣的文坛轶事：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几经失败，垂头丧气，在给朝廷的一份奏折中说湘军“屡战屡败”，本想为自己开脱罪责。他写好后交给李鸿章看，李鸿章大胆地将“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词序一颠倒，境界全然不同。朝廷非但没有责怪曾国藩，反而大加赞赏他“不服输、败不馁”的英勇气。
曾国藩于是对李鸿章十分器重，经常找他谈论文事、政事、军事、时事，精心培养、教导李鸿章的为人、为文、处世、做官;同时严加管理，改掉了李鸿章骄傲自满、好睡懒觉等不良习气。为此，曾国藩与李鸿章结下深厚的师生之谊。李鸿章虚心好学，积极上进，谨慎处事，察言观色，环顾左右，晓悟权术，功绩卓著，逐渐地成长、成熟起来。
1862年3月，在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下，淮军正式建立。从此，李鸿章拥有了自己的军事组织，为李鸿章后来独掌兵权和政治生涯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这年，李鸿章被清廷授予江苏巡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大员。
次年，刚组建不久的淮军，被调往上海对抗强大的太平军。李鸿章以其高超的军政才能，扩充军备，澄清吏治，并加强与外国合作，控制洋枪队为己所用，迅速稳定了上海及其周边的形势，严重挫伤了太平军和捻军。
1865年，淮军发展到6万多人。由于采用了现代化装备，战力大为提升。这时的淮军，已经取代清政府的八旗、绿营军，成为真正的国防军。淮军的将领、幕僚，如盛怀宣、吴汝纶、袁世凯、唐绍仪、丁汝昌、刘步蟾、邓世昌等，也逐渐向政界发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清王朝的国内外形势，左右着清王朝的政治走向。这年，李鸿章因功被授予两江总督。1867至1868年，李鸿章被授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
李鸿章是聪明的。他的聪明，在于透视出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己“既倚重又压制”的矛盾心态。在淮军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自己的势力威胁到朝廷时，他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为避清廷疑心，主动上书要求裁军，因此换来了清廷的信任，也保全了自身。
实际上，李鸿章一刻也没有放弃对淮军的控制和加强。据史料记载，到中法战争期间，淮军分防的区域已遍及直隶、鲁、鄂、粤、桂、闽、浙、苏、晋、奉、台湾和朝鲜等地，足见其势力范围之广。他还大力荐举亲信出任封疆大吏，如荐举张树声、刘秉璋、潘鼎新、刘铭传等人为督抚，荐举钱玉兴、周盛传、周盛波、黄桂兰、郭松林、李安堂、李长荣、聂士成、潘万才、唐仁廉、唐定奎、丁汝昌、吴长庆、吴凤柱、杨歧珍、杨鼎勋、叶志超等17人为各省提督，权势之大，影响朝局。
李鸿章广揽人才，轻视门第出身，却重视以同乡、同事、师生、亲族等封建关系，作为维系淮军的纽带。
1870年，李鸿章凭借赫赫战功和淮系集团这一后盾的支撑，当上了最有实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清廷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重大问题决策的核心人物，权倾朝野，唯我独尊。在这个位子上，他一坐就是25年。其间，李鸿章还被授予文华殿大学士，并授予三根花翎。在晚清时期，李鸿章是享有如此殊荣的唯一一个汉人。此时的李鸿章，已成为晚清时期排名第一、实权也是第一的军政重臣了。
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他利用权势，建立和发展了以沪、宁、津三地为主要基地的一批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及子弹等，促进军队装备的产品换代，值得称道，精神可嘉。
李鸿章首倡、兴办民用企业，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织布局等。他还第一次把电报引入中国。面对思想僵化的当朝大臣们，李鸿章倡导建设铁路的过程异常艰难。他主张建设的唐胥铁路，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全长仅11公里。当时，遭到很多人的极力反对。顽固守旧派甚至上奏折列出百条反对意见，说建设铁路会破坏风水，会震动几百里以外的皇陵等。火车在第一次试运行时，被迫用马来拉。由此推知，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阻力之大、难度之大。
史料还记载，李鸿章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的15个第一，如第一次官费派留学生，成立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组建第一支远洋海军，制作第一面近代中国国旗等。
洋务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李鸿章在顽固的旧文化背景下，毅然决然地借鉴西方的治国之策，寻求变法、改制，以求自立、自强，推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措施，客观上对推动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李鸿章一生中，争议最大的是他的外交生涯。早在1874年，他就意识到清朝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果断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以增强国家实力，提高国际地位。但是，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最后“和戎”和“变法”都归于失败。他代表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马关条约》等，使中国的权力一步步丧失，直至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因此，人们认定李鸿章是个卖国贼，也是情理之中。
依我推测，李鸿章作为一个知书达理、头脑清醒的人，绝不情愿在任何不平等条约上签名，因为谁都不想遗臭万年。在被迫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时，他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并因此流血，差点送了老命。1895年中日战争后，李鸿章受命到日本马关，在春帆楼与日方代表伊藤博文举行谈判。李鸿章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原则，据理拒绝日方提出的无理要求。3月24日，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这天，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第三轮谈判结束、坐马车返回住所途中，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持枪击中左颊骨，顿时血流如注，昏厥了过去。事件发生后，日本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为防止其他列强介入而陷入被动境地，遂主动宣布停战，把原来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白银减少到两万万两。由此，民间流传“挨了一子弹，少了一万万”之说。李鸿章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被视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贼，在全国上下一片怒骂声中，李鸿章失掉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宝座。
1896年5月，李鸿章受命赴俄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顺道访问了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行程两万余里，历时二百多天，使李鸿章增长了见识，特别是看到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优势。李鸿章的出访，表面上受到很大礼遇，甚至被说成“东方俾斯麦”。不过，在我看来，那一切都是虚妄的风光，辛酸的派场。它挽回不了清朝日暮西山的宿命，却更加快了晚清政府的灭亡。
清政府一厢情愿地想与俄修好，以遏制其他国家，却弄巧成拙，引狼入室，自食其果。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使东北地区的铁路修建权落入俄国人手里。这时的李鸿章以及清政府才醒悟，对待一切侵略者，心存任何幻想都是幼稚可笑的。
此后的几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列强一共签订了30多不平等条约。1900年，李鸿章又被任命为全权大臣，签订了一个给中国人民戴上沉重枷锁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万两……从此，清政府名存实亡，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不久，清朝所信赖的沙皇政府，逼迫病床上的李鸿章签订了不平等的借款条约《道胜银行协定》，李鸿章悲愤交加，口吐鲜血，卧床不起，于1901年11月7日含恨而逝，终年78岁。
史载，李鸿章临死时，“双目犹炯炯不瞑”。弥留之际，李鸿章老泪纵横，留有一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生命到了尽头，这位“孤臣”为什么要流泪，又为什么要说“死难”呢?或许，他临死才悟出，自己的死，远非死得其所。值得警醒的是，国际风云变幻莫测，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等闲视之，只有全民动员，众志成城，反对侵略，振兴中华，才不至于做亡国奴。
残酷的历史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在李鸿章的后半生中，他一直致力于为国内变法争取和平的外交环境，但是，外国列强不会给清朝“韬光养晦”的机会。因此，他的许多美好的设想，在“强权即是公理”的国际背景下，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对此，不只是李鸿章一人死不瞑目。
回过头来，我还想补充一句：李鸿章应算是清王朝的一大忠臣。
前文说，李鸿章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从而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在他心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自己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
他镇压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多次指挥对外国军队作战，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等，无不是为了拯救摇摇欲坠的清廷大厦。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疑在李鸿章心中不会存在，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他的人生理想。曾国藩曾说他一直“拼命做官”，似有贬义。但从李鸿章的追求仕途过程来看，他做官的出发点，意在争权夺势与扶危定倾。李鸿章比洪秀全、袁世凯、段祺瑞之流，拥有绝对的能力和实力，对清王朝取而代之易如反掌。但是，他没有那样做。李鸿章看出了清朝统治的风雨飘摇，却仍然忠心耿耿地“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在封建统治者看来，李鸿章无疑是一个忠君，因此他死后被清廷谥为“文忠”。
李鸿章曾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作“破屋”，把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彻底改造“破屋”。他十分清楚，“破屋”终究经不起风雨交加的摧残，谁也无力回天。但是，他自始至终在做这个“裱糊匠”，仍试图力挽狂澜，救于无救，其心可鉴，其行可哀。
也许有人说，李鸿章是委屈的，成了替罪羊。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李鸿章是投降主义的决策者之一，又是主要执行者，所以，他是决不能逃脱卖国罪责的。
说到李鸿章的腐败，可由当时的一副对联得知：“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这里的“宰相合肥”和“司农常熟”分别指李鸿章和翁同龢。此联一并讽刺清朝的两位权臣。1872年，李鸿章50寿辰时，他在保定接受属员、亲友等“谒贺迎寿”并筑台演戏，大摆宴席，铺张浪费，极尽奢华。美国学者福索姆将他在李经迈的儿子李国超处看到的一份《合同》收入其专著中，这份《合同》共有十一条，现摘录如下：“(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1道、安徽桐城县城内产业4处、另加省城安庆房地产14处，均留作李鸿章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方经管……(五)李鸿章在合肥县、巢县、六安州、霍山县之其余田产及其在庐州府、巢县、柘皋村、六安州及霍山县之房产，均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上述田产、房产永不分割、抵押或出售，其岁入用于祭祀和维修庐州府城祠堂之外，所余部分用于扩置房地产。由国杰经管……(八)上海一价值四万五千两白银之中西合璧式房地产出售，其中两万两用于上海李氏祠堂之开销，其余两万五千两用于在上海外国租界买地建屋，该幢房屋应为三位继承人之公有居处，归三人共同拥有、共同管理……”由此可见其豪富之一斑。同时看出，李鸿章及其家人，其实是一个贪婪敛财的家族集团。
李鸿章有其残暴的一面。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太仓、无锡后，在李鸿章纵容下，杀死太平军和无辜民众10万余众，既是阶级报复，也是掠夺财富。其手段之凶残，令人惨不忍睹。
李鸿章生活上风流倜傥。其原配夫人周氏，生有镜蓉、琼芝两女;因无子，其弟昭庆便把经方过继给他。后纳赵氏(名莲儿)为继室，比李鸿章小15岁，生有三男(经述、经远、经迈)一女(菊耦)。李鸿章老来娶少妾(侧室)莫氏，比自己小31岁，并生有一子经进，不幸经进14岁夭折。
李鸿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忠于皇室，宏图远大，深谋远虑，坚韧执着，博览群书，精明强干……说他是一个时代的推动者;也有人说他老奸巨猾，孤芳自赏，委曲求全，孤独脆弱，凶残贪婪，浅薄无知……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绊脚石。这，正是复杂、多面的李鸿章。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写道：“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这是梁启超的观点。而我认为李鸿章充其量是一个政客，或说是一个“技术官员”。他精通官场的游戏规则、权术的明争暗斗、人情的把握和掌控，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他也不是一个外交家，只算是一个怀有爱国意识、与列强讨价还价的“买卖人”。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开篇中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个评价接近客观、中肯。由于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等，这才导致李鸿章的短视。这种短视，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的后果，也是闭关锁国带来的尴尬。如有慨叹，只叹李鸿章生不逢时了。
毛泽东主席打比方说，李鸿章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是“水浅而舟大也”，其意不在责怪谁，却真实地道出了为人臣的无能为力。对于李鸿章来说，足够宽容了。
实际上，李鸿章的悲剧，不只是他一个人的悲剧，而是落后、软弱、衰落、腐败的晚清的悲剧，是整个国家、时代、民族的悲剧。李鸿章的失败，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国民性的失败，是旧文化、旧观念、旧体制的失败。
再次凝视李鸿章那幅带有伤疤的照片，我突然觉得，那是旧中国留下的一块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