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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贫困乡村经寒雨




文峰古塔屹立于潦河之滨，象征的是安义历史上官员的清廉和安义经济社会的兴衰与崛起，企求的是安义人民的幸福与经济社会的繁荣，诉说的是安义历史的沧桑与变迁。

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因为洪水等自然灾害频繁，“大跃进”浮夸之风盛行，安义大地上所有的农田旱地都归各个生产队集体耕种，村民们吃着大锅饭，只能每天有规律地听着生产队长的口哨、钟声和锣声起早摸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当时“假、大、空”的口号所压制、所挫伤，农业生产采取的大都是原始的犁耙牛拉的耕种方式，有的甚至只能用锄头铁锹垦挖耕种。尽管他们整天累弯了腰，晒黑了皮，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都很贫穷，吃的都是筷子挑不起的稀饭，穿的都是补丁叠着补丁的破布衣，他们渴望着尽快解决温饱，挣脱贫穷的枷锁，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渴望总归是渴望，它与现实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到了年关，村民们不是缺衣少穿，就是背着一个缺粮户的包袱低三下四地向少数余粮户借几块钱买点猪肉打碗汤，买挂爆竹放一放，请人写副对联贴一贴，借此营造出一种祥和、欢快的过年氛围，算是过了个“开心”年。那时的大年初一，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一听到左邻右舍放鞭炮的声音，便会早早起床成群结队地蹦跳着去东家跑西家，捡拾那些残剩的爆竹来重新燃放着寻找新年的快乐。而许多儿女生得多的村民就是大年初一，喝完稀稀拉拉的芥菜粥，还得扛着锄头到田头地角去挖野菜，去菜地里撒猪粪、翻土地。

因为生不逢时，刘放就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饥荒年代“哇哇”降生于安义县千年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刘放出生的那年六月的深夜零时，安义古村一间破旧的土坯房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他母亲躺在一块竹板、二条板凳搭成的床上，罗纱蚊帐内外蚊子绕着他母亲裸露的身子打转。母亲首次分娩疼痛时的叫喊，在夜色里让人听后揪心地难过。汗水如雨水般湿透母亲凌乱的头发与竹板。茅草盖的土坯房子内，村里一位苍苍的接生婆用开水泡过的剪刀，娴熟地剪断了他的脐带，然后丢进木盆的热水里清洗后包上纱布便算是安全顺产了。听着孩子“哇哇”的哭闹声音，身体虚弱、脸色苍白的母亲，终于露出了痛苦后的微笑……

当年冬天，不仅父母给他窝桶房取暖的是一些稻草和破棉絮，就是他母亲来“大姨妈”时用的“纸巾”都是如今烧给先人的草纸或破棉布。那时候，他一家七口人挤在那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子里，东边用木板隔开的“卧室”放着一张架子床和竹板搭就的小床，中间是吃饭和堆放稻谷的厅堂，西边是烧火做饭的厨房兼堆放杂物的库房。在这样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里，男女方便用的都是放在两张床铺夹缝之间的一个木尿桶，父母晚上做的那点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的事，没有睡熟的孩子们有时也是听得一清二楚的。更可怕的是，不管白天黑夜，都会有老鼠四处乱窜，甚至啃咬孩子们的耳朵和脸鼻，有时还会有蟑螂、毒蛇在房子里出没。

那时候，安义虽然与省会城市南昌只有西山大岭一山之隔，可因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民们除了搭乘几天难得一趟的货车去南昌，大多数人只能经过千年古村罗田或经向坊到毛家岭，翻山越岭爬牛岭、过红星、下湾里步行去南昌，而沿途山上的丛林中不仅有成群结队的狼群，各种毒蛇更是时有出没、来回穿梭。那年头，村民们养的猪和鸡鸭经常会遭到狼群和狐狸的侵害。当时的安义县还在宜春地区的管辖之下，年年吃着政府的财政补贴饭，划归到南昌市管辖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

为了填饱肚皮，安义千年古村的村民们有的吃着糠秕饼，有的喝着野菜汤，有的一天只吃两顿稀饭。童年时代的刘放和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天天盼望着父母帮他们做新衣服，买新鞋子，能吃饱肚子，那时，他和村里的孩子们还曾偷偷将大人们栽种的瓜果苗子移栽到自己弄的小地上，以期瓜果成熟后能填饱小肚子。而大人们则是天天盼望着有一种能引导他们脱贫致富的政策，有一批能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村干部，让他们走出贫困之门，过上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们不愁上学的幸福生活。

他们一天天地盼呀盼，一日日地等呀等，不料，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斗”、打走资派、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那场整整经历了十年的“风雨雷电”中，村民们养鸡养鸭也要被绑着上街去游斗，卖个鸡蛋也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划为地主、富农阶级的村民，更是免不了天天早、中、晚要到村村都建有的主席台前去下跪，去低头认罪，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就是当年所说的“早敬”“午敬”“晚敬”。

刘放的外祖父熊天的两个儿子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外祖父、外祖母便将刚出生不久的刘放抱回家中抚养，以期晚年养老有个依靠。其外祖父熊天虽然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但练就了一身好武功，在抗战时还亲手杀了几个闯进村子里祸害村民的日本鬼子，在民间，村民们都说他有点穴奇功，会“五百钱”。刘放的外祖母也出生于武术世家，小刘放也跟着学起了武功。熊天深深懂得，老百姓要过上幸福生活，不能等、靠、要，只有靠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只有靠党的好政策来引导，只有发展致富产业。

因为想早点吃饱肚子，早点脱贫致富，过上像模像样的好日子，熊天便大胆寻找生财之道——养了一百多只鸭子下蛋换取油盐酱醋钱，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了。然而，令熊天没有想到的是，1967年在刘放刚上小学一年级的那个大年三十傍晚，由几个村民组成的造反派竟拿着梭镖冲进了他的家门，一把将坐在他腿上的刘放推倒在地，五花大绑地将他抓走了，那一夜，刘放和外祖母首次感受到了“祸从天降”……

第二天早上，熊天回到家中时，刘放发现他不仅双手发紫，手臂被绳子吊出了深深的勒痕，而且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投机份子。之后，被戴上喇叭帽，用梭镖压着天天上街游斗，前胸还挂上两只鸭子，后背挂着一个走资派的牌子。有一天深夜，他的双手被用绳子绑着吊在屋梁上整整长达五个多小时，待放下来时，他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接着，造反派又逼着他撸起裤腿，跪在砸细的玻璃碎片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他的手脚，凄惨的叫喊声穿破了漆黑夜空。因无法承受下跪、用绳子吊、用烙铁烙的折磨，熊天曾几次寻求悬梁自尽，幸亏每次都遇见了小刘放哀求而未能死成。

更为恶劣的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造反派竟将刘放和他外祖父、外祖母从家中强行拖了出来，不仅用封条将他家的前后门封得严严实实，而且牛棚、猪圈、鸡窝都翻了个底朝天。寒冷而无助的黑夜里，时年七岁的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只得住到了被划为富农阶级的熊宽家，才度过了那个饥寒交加的冬天。

在那段暗无天日的时光里，村里有那个姓雷的造反派指着熊天的鼻子说：“我们都喝稀饭，你家竟然天天吃鸭蛋!从今往后，我要让你全家喝西北风去!”于是，熊天的家除了被洗劫一空，人被天天批斗，就连鸡鸭猪狗也未能逃脱杀身之祸。

面对无休止的折磨和批斗，刘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还几次双双喝农药自杀，幸好都被熊宽一家救下并安慰着：“想开点，生命是保宝的。雨风过后就会是晴天的，我相信天不可能会永远这样黑下去。当年，毛主席和共产党带领红军上井冈山，不就是为人民打天下，不就是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耐心地等等吧，乌云不可能永远笼罩天空，黎明迟早是会来临的。”

面对熊宽一家的关心与开导，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只好天天盼望着那场凄风苦雨早点云开见日，早点春暖花开。从那时开始，刘放不仅懂得了人世的沧桑与人情的冷暖，而且发誓要努力读书，改变受苦受难的命运，他说：“改革是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华民族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改革的结果。从王安石变法，到孙中山先生领 导的辛亥革命，再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都是改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