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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贫困乡村经寒雨

文峰古塔玉立于潦河之滨，象征的是安义历史上官员的清廉和安义的崛起，企求的是安义的幸福繁荣，诉说的是安义历史的变迁。

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为自然灾害频繁，“大跃进”浮夸之风盛行，安义大地上所有的农田旱地都归各个生产队集体耕种，村民们吃着大锅饭，只能每天有规律地听着生产队长的口哨、钟声和锣声起早摸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当时“假、大、空”的口号所压制、所挫伤，农业生产采取的大都是原始的犁耙牛拉的耕种方式，有的甚至只能用锄头铁钯垦挖耕种。尽管他们整天很劳累，很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都很贫穷，他们梦想着尽快解决温饱，挣脱贫穷的枷锁。

梦想总归是梦想，它与现实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到了年关，他们不是缺衣少穿，就是背着一个缺粮户的包袱低三下四地向少数余粮户借几块钱买点猪肉打碗汤，买挂炮竹放一放，请人写幅对联贴一贴，籍此营造出一种祥和、欢快的过年氛围，算是过了个“开心”年。那时的大年初一，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一听到左邻右舍放鞭炮的声音，便会早早起床成群结队地蹦跳着去东家跑西家捡拾那些残剩的炮竹来燃放着寻找新年的快乐。而许多崽女生得多的村民就是大年初一，喝完稀稀拉拉的芥菜粥，还得扛着锄头到田头地角去挖野菜，去菜地里撒猪粪。

因为生不逢时，刘放就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饥荒年代“哇哇”降生于安义县千年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刘放出生的那年六月的深夜零时，母亲躺在一块竹板、二条板凳搭成的床上，蚊帐内外蚊子绕母亲裸露的身子打转。茅草盖的土坯房子内，村里的接生婆用开水泡的剪刀剪断他的脐带，丢进木盆的热水清洗后包上纱布便算是顺产了。当年冬天，不仅父母给他窝桶房取暖的是一些稻草和破棉絮，就是他母亲生产时用的“纸巾”都是如今烧给先人的草纸，而每个月来例假时用的也都是破棉布。那时候，他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子里，东边用木板隔开的“卧室”放着一张架子床和竹板搭就的小床，中间是吃饭和堆放谷子的厅堂，西边是烧火做饭的橱房兼堆放杂物的库房。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男女方便用的都是放在两张床铺夹缝之间的一个木尿桶，父母晚上做的那点传宗接代的事，没有睡熟的孩子们有时也是听得一清二楚的。更可怕的是，不管白天黑夜，都会有老鼠四处乱窜，甚至啃咬孩子们的耳朵。

那时候，安义虽然与省会城市南昌只有西山大岭一山之隔，可因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民们除了搭乘几天难得一趟的货车去南昌，大多数人只能经过千年古村罗田或经向坊到毛家岭，翻山越岭爬牛岭、过红星、下湾里步行去南昌，而山上的丛林中不仅有成群结队的狼群，各种毒蛇更是来回穿梭，那年头，村民们养的猪和鸡鸭经常遭到狼群和狐里的侵害。那时的安义县还在宜春地区的管辖之下，年年吃着政府的财政补贴饭，划规到南昌市管辖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啦。

为了填饱肚皮，古村的村民们有的吃着糠秕饼，有的喝着野菜汤，刘放和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天天盼望着父母帮他们做新衣服，买新鞋子，而大人们则是天天盼望着有一种能引导他们脱贫致的政策，有一批能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村干部，让他们走出贫困之门，过上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不愁上学的幸福生活。他们一天天地盼呀盼，一日日地等呀等，不料，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斗”、打走资派。在那场整整经历了十年的“风雨雷电”中，村民们养鸡养鸭也要被绑着上街去游斗，卖个鸡蛋也被说成是走资派。被划为地主、富农阶级的村民，更是免不了天天早上要到村村都建有的主席台前去下跪，去低头认罪，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放的外祖父熊天的两个儿子因为在抗日战争时工期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外祖父外祖母便将刚出生不久的刘放抱回家中抚养。刘放的外祖父熊天虽然是个目不知丁的农民，但在抗战时亲手杀了几个闯下进村子作恶的日本鬼子，在民间，村民们都说他有点穴奇功，会“五百钱”，刘放的外祖母也出生于武术世家。熊天深深懂得，老百姓要过上幸福生活，只有靠自己艰苦奋斗，只有靠党的好政策，只有发展致富产业。

因为想早点吃饱肚子，早点脱贫致富，过上像模像样的好日子，熊天便养了一百多只鸭子下蛋换取油盐钱，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了。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67年刘放刚上学的大年三十傍晚，由几个村民组成的造反派拿着梭标冲进了他的家门，一把将坐在他腿上的刘放推倒在地，五花大绑地将他抓走了。第二天，他就被打成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前派，并被他们戴上喇叭帽，用梭标压着天天上街游斗，前胸上还得挂上两只鸭子，后背挂着一个走资派的牌子。有一天深夜，他的双手被用绳子绑着吊在屋梁上整整长达5个小时，放下来时，他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因无法承受下跪、用绳子吊、用烙铁烙的折磨，他曾几次要悬梁自尽，幸亏每次都遇见小刘放哀求而未能得成。因此，熊天便折磨成终身肺病，卧床不起，只得靠药物维持生命。

更为恶劣的是，一个寒冷的深夜，造反派竟将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从家中硬生生地拖了出来，不仅用封条将前后门封得严严实实，而且牛棚、猪圈、鸡窝都翻了个底朝天。寒冷而无助的黑夜里，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只得住到了被划为富农阶级的熊宽家才渡过了饥寒交加的冬天。

在那段难挨的时光里，村里有一个姓雷的造反派指着熊天的鼻子说：“我们都喝稀饭，你家竟然天天吃鸭蛋!从今往后，我要让你全家喝西北风去!”

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刘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几次喝农药自杀，幸好都被熊宽一家救下并安慰着：“想开点，我相信天不可能会永远这样黑下去的。当年毛主席和共产党带领人民打天下，不就是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耐心地等等吧。”

面对熊宽一家的关心开导，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天天盼望着那场凄风苦雨早点云开见日，早点春暖花开。

2.贫困乡村经寒雨

文峰古塔玉立于潦河之滨，象征的是安义历史上官员的清廉和安义的崛起，企求的是安义的幸福繁荣，诉说的是安义历史的变迁。

然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因为自然灾害频繁，“大跃进”浮夸之风盛行，安义大地上所有的农田旱地都归各个生产队集体耕种，村民们吃着大锅饭，只能每天有规律地听着生产队长的口哨、钟声和锣声起早摸黑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着，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被当时“假、大、空”的口号所压制、所挫伤，农业生产采取的大都是原始的犁耙牛拉的耕种方式，有的甚至只能用锄头铁钯垦挖耕种。尽管他们整天很劳累，很辛苦，可他们的日子却过得都很贫穷，他们梦想着尽快解决温饱，挣脱贫穷的枷锁。

梦想总归是梦想，它与现实往往有着很大的差距。到了年关，他们不是缺衣少穿，就是背着一个缺粮户的包袱低三下四地向少数余粮户借几块钱买点猪肉打碗汤，买挂炮竹放一放，请人写幅对联贴一贴，籍此营造出一种祥和、欢快的过年氛围，算是过了个“开心”年。那时的大年初一，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一听到左邻右舍放鞭炮的声音，便会早早起床成群结队地蹦跳着去东家跑西家捡拾那些残剩的炮竹来燃放着寻找新年的快乐。而许多崽女生得多的村民就是大年初一，喝完稀稀拉拉的芥菜粥，还得扛着锄头到田头地角去挖野菜，去菜地里撒猪粪。

因为生不逢时，刘放就是在那个缺吃少穿的饥荒年代“哇哇”降生于安义县千年古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刘放出生的那年六月的深夜零时，母亲躺在一块竹板、二条板凳搭成的床上，蚊帐内外蚊子绕母亲裸露的身子打转。茅草盖的土坯房子内，村里的接生婆用开水泡的剪刀剪断他的脐带，丢进木盆的热水清洗后包上纱布便算是顺产了。当年冬天，不仅父母给他窝桶房取暖的是一些稻草和破棉絮，就是他母亲生产时用的“纸巾”都是如今烧给先人的草纸，而每个月来例假时用的也都是破棉布。那时候，他一家七口人挤在一间不到三十平方米的破土坯房子里，东边用木板隔开的“卧室”放着一张架子床和竹板搭就的小床，中间是吃饭和堆放谷子的厅堂，西边是烧火做饭的橱房兼堆放杂物的库房。在这样一个狭小的天地里，男女方便用的都是放在两张床铺夹缝之间的一个木尿桶，父母晚上做的那点传宗接代的事，没有睡熟的孩子们有时也是听得一清二楚的。更可怕的是，不管白天黑夜，都会有老鼠四处乱窜，甚至啃咬孩子们的耳朵。

那时候，安义虽然与省会城市南昌只有西山大岭一山之隔，可因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村民们除了搭乘几天难得一趟的货车去南昌，大多数人只能经过千年古村罗田或经向坊到毛家岭，翻山越岭爬牛岭、过红星、下湾里步行去南昌，而山上的丛林中不仅有成群结队的狼群，各种毒蛇更是来回穿梭，那年头，村民们养的猪和鸡鸭经常遭到狼群和狐里的侵害。那时的安义县还在宜春地区的管辖之下，年年吃着政府的财政补贴饭，划规到南昌市管辖那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啦。

为了填饱肚皮，古村的村民们有的吃着糠秕饼，有的喝着野菜汤，刘放和村里的孩子们更是天天盼望着父母帮他们做新衣服，买新鞋子，而大人们则是天天盼望着有一种能引导他们脱贫致的政策，有一批能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村干部，让他们走出贫困之门，过上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不愁上学的幸福生活。他们一天天地盼呀盼，一日日地等呀等，不料，等来的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批斗”、打走资派。在那场整整经历了十年的“风雨雷电”中，村民们养鸡养鸭也要被绑着上街去游斗，卖个鸡蛋也被说成是走资派。被划为地主、富农阶级的村民，更是免不了天天早上要到村村都建有的主席台前去下跪，去低头认罪，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去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放的外祖父熊天的两个儿子因为在抗日战争时工期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外祖父外祖母便将刚出生不久的刘放抱回家中抚养。刘放的外祖父熊天虽然是个目不知丁的农民，但在抗战时亲手杀了几个闯下进村子作恶的日本鬼子，在民间，村民们都说他有点穴奇功，会“五百钱”，刘放的外祖母也出生于武术世家。熊天深深懂得，老百姓要过上幸福生活，只有靠自己艰苦奋斗，只有靠党的好政策，只有发展致富产业。

因为想早点吃饱肚子，早点脱贫致富，过上像模像样的好日子，熊天便养了一百多只鸭子下蛋换取油盐钱，日子也一天天好了起来了。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1967年刘放刚上学的大年三十傍晚，由几个村民组成的造反派拿着梭标冲进了他的家门，一把将坐在他腿上的刘放推倒在地，五花大绑地将他抓走了。第二天，他就被打成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前派，并被他们戴上喇叭帽，用梭标压着天天上街游斗，前胸上还得挂上两只鸭子，后背挂着一个走资派的牌子。有一天深夜，他的双手被用绳子绑着吊在屋梁上整整长达5个小时，放下来时，他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因无法承受下跪、用绳子吊、用烙铁烙的折磨，他曾几次要悬梁自尽，幸亏每次都遇见小刘放哀求而未能得成。因此，熊天便折磨成终身肺病，卧床不起，只得靠药物维持生命。

更为恶劣的是，一个寒冷的深夜，造反派竟将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从家中硬生生地拖了出来，不仅用封条将前后门封得严严实实，而且牛棚、猪圈、鸡窝都翻了个底朝天。寒冷而无助的黑夜里，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只得住到了被划为富农阶级的熊宽家才渡过了饥寒交加的冬天。

在那段难挨的时光里，村里有一个姓雷的造反派指着熊天的鼻子说：“我们都喝稀饭，你家竟然天天吃鸭蛋!从今往后，我要让你全家喝西北风去!”

面对无休止的批斗，刘放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几次喝农药自杀，幸好都被熊宽一家救下并安慰着：“想开点，我相信天不可能会永远这样黑下去的。当年毛主席和共产党带领人民打天下，不就是要让穷人过上好日子吗?耐心地等等吧。”

面对熊宽一家的关心开导，刘放和外祖父、外祖母天天盼望着那场凄风苦雨早点云开见日，早点春暖花开。

【审核人：陈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