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缕清瘦的寒风，不经意间便吹落了满树秋声。金涛滚滚的稻田只空余一片白茫茫的禾梗，乱扎扎铺满田畴。幸好还有几处农家绿油油的菜垄点缀其间，恰给隆冬的原野平添了些许生气。
随着季节的滋长，小镇的铺面也开始向外延伸，两条长矮凳架上一张门板，上面摆满了笋干、木耳、鞭炮等过年的货物。原本不宽的街道挤满了手拧“蛇皮袋子”的男男女女。瞬时，年的味道扑面而来。
每逢此刻我就会想起过年的一些旧事，虽然过去已有数十年的光景，却如同一幅杨柳青板画，那些光影和色彩深深的印刻在脑子里，任凭岁月洗刷，也擦不净、抹不去，或朦胧或清晰，总是无法忘怀。
还记得家乡有一句老话：大人盼插田，细伢子望过年。显然，大人盼插田是因为禾苗下了田，一年的收成就有了指望。而细伢子不懂事，他们一年的期盼就是逢年过节有好吃好玩，巴不得天天过着热热闹闹无忧无虑的日子。
年货中，糍粑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美食。打糍粑，更是家乡的一场盛事，远比杀年猪打豆腐的阵仗要大得多，不是两三个人就搞得定的。
所谓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我的家乡南县地处洞庭湖西岸，是一个纯移民县。民风淳朴，个性豪爽。那种一巴掌大小的糍粑只是做给小孩子的玩物，通常食用的糍粑个头做得很大，一般的约十斤至二十斤，大的可以做到五十的左右。自然这打糍粑的活计就需要一支十几人的青壮队伍。
我年少时读书出门早，因此关于打糍粑的这段记忆一直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农村经济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就日益丰富。每当插晚稻的时候，每家每户都会种上几分田的糯谷。那时，为提高产量，插秧的密度比较大，尺寸一般都为四六寸或三六寸，只有糯谷才插七八寸，故称之为“稀水糯”。这种稻子谷粒细长，尽管产量是低了些，但煮熟后口感细软，糯性强粘性好，正是打糍粑的上好原料。
那时，都是以生产组为单位，由组长选定“里手”的青壮劳力15人左右，按居民线顺序从一端到另一端，一家一户轮着来。一个组约30户人家，一天是打不完的，所以要提前安排到户。
当然，天气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大太阳天是没有几个劳力在家里的。因为那时经济条件虽有所提高但还谈不上富裕，年关前家里的主要劳力都要趁这段农闲时间外出找副业，赚一个“过年盘子”。说是“过年盘子”，其实它的范畴远不止过年的用度，还包括来年春耕生产的费用和子女的学杂费等。因此，打糍粑的日子一般都会安排在阴雨天，这时外出找副业的男人们才会呆在家里。
打糍粑那天，工作人员的中饭和晚饭都是要统一安排的。主事人会提前到每一户统计打糍粑的数量和重量，估计进度后再安排在哪一家吃饭，这种形式叫“派饭”。当然，一般都会选择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户子。那时每逢有集体活动，都会安排“派饭”。被派到的人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荣誉，那叫看得起，是对这户人家当家理事的肯定。那时，男女相亲，见面前都会有暗访，称为访人家，“派饭”也是要访的内容之一，能说明这户人家的家底子是否硬扎，为人是否贤惠通达。
打糍粑的主要工具是一个用整块麻石戳成的石臼，当地叫“碓臼窝子”，是一个很厚的钵状器物。另外，还需十多根坚实的带柄木棒，用于捣插臼中蒸熟的糯米饭。
糯米要提前一两天淘净泡好，到打糍粑这天捞出来，用箩筐沥干水份待用。接到通知后家里女主人立即开灶点火，将木甑放置于一口装有水的大铁锅里面，然后倒入事先准备好的糯米，锅里的水粘不到甑里的米粒，但水蒸汽可以从甑底细孔渗入而将饭蒸熟。这样蒸出来的饭才不会“烂”，软硬适度。
那时都是柴火灶，柴足火旺，一会儿之后便雾气腾腾、满室生香。待到饭快熟时，两名男子各执一把铁锹提前到达，在堂屋的正中间挖出一个锅底形的圆洞，大约可以放得下“碓臼窝子”的三分之一，以便固定。
一会之后，只听外面一阵吆喝喧天，前面两个青壮劳力用粗麻绳抬着“碓臼窝子”，十多个扛着木棒的汉子紧随其后，一路小跑进屋，后面一大拔男女老少一窝蜂涌进堂屋。霎时，冰冷的屋内一下子热乎了起来。
将“碓臼窝子”安放于事先挖好的圆坑之中，周围用泥土填紧，再用脚夯实。掌堂的师傅将一小团粘有菜籽油的粗布往臼内一圈一抹，这样饭粒就不会粘窝。
主人家根据要做的糍粑大小，将蒸好的米饭倒入臼中，打糍粑的人数根据糍粑大小而定。十来斤的六人便可；二十斤的八人就行；重量再往上走，便要十二个人以上了。
一人一根棍子，前脚提起，后脚撑地，全身用力，木棒沿臼边自上插下，一步一落围着“碓臼窝子”逆时钟移动。由慢而快，就像一副旋转的石磨。越转越快却步伐不乱，随着手中木棍一起一落的节奏，口中“嚯-嗨”之声不绝于耳，宛若一曲雄壮的船工号子，和同那浓陏的饭香传遍远近的十里八乡。
这活看起来简单，却非常讲究彼此间的配合，首先是步伐不能乱，口中的号子就是脚下的口令，只要一个错了，就会前后踩脚，乱做一团。另外，就是手中的棍子要插得准，不能碰到别人的棍子。因为力度大，只要相互碰撞，用不了几下，就会手臂酥麻，无力继续。可以说，其配合度要求不亚于打场精彩的篮球赛。
随着木棍沿臼边插下，饭粒从中间向外翻转，渐渐粘连在一起，也粘住了木棍，提起时就越来越吃力。头上开始冒热气，豆大的汗珠沿两鬓成流，衬褂子就贴到了脊背上。一个糍粑做下来，人员基本上是单衣衬褂了。体质稍差的人，只能撤下阵来，这就是为什么要有备用人员的缘故。
糍粑打到一半时要翻边，这样才能做“熟”，因为“夹生”材料粘度不够，做出来的糍粑容易开裂，且不易烤熟。翻边在当地称“砸炮”，其他人撤下来，只留两个力大技娴的人用手中的棍子将糍粑高高举起，再一齐用力砸向窝底。这“炮”砸得越中就越响，预示着来年收成好万事顺利！如果砸个“哑炮”，嘿嘿，主家的脸色就立马变化，砸炮的人也会及不自然，连声检讨不已。边上看热闹的邻里则倒彩声连连。
待糍粑打“熟”，掌堂师傅便会叫停，手抹菜油挨个轮流紧握木棍前端，然后再将棍子抽出，让粘在上面的糯米勒尽。其实掌堂师傅也会留点后手，不然事后是要挨旁边堂客们骂的。
棍子上留下的糯米称为“欠子”，这就是边上看热闹的细伢子唯一。他们看热闹是其次，最主要的还是想吃这香喷喷的“欠子”。小孩子如果吃不到，孩子的妈就会骂师傅“尖”——小气。当然也不能留得太多，否则主家也会生意见。
棍子抽完后，掌堂师傅趁势抱起糯米团放到事先抹好油的“田心”桌子上。如果桌子不够，就用两条长高脚凳搭好一张门板，抹油待用。上桌之后，顾不得烫手，双手连搓，做成圆形。越圆越好，寓意团团圆圆。当然，厚薄要适度。
糍粑做好后，随着温度降低，会越来越硬。用来自家吃的，待到手压刚好不变形时，便用菜刀从正中切成四块，然后逐一切成约一公分厚的片块，用冷水贮存，以防霉变。时长有异味则换水再泡。
糍粑是拜年的上好礼品，用来送礼的糍粑可以用以上的方法做好后相送，只是缺少看头。讲客气人家会趁热时在中间打一个可以穿过麻绳大小的圆孔，拜年时，一根扁担一头穿一个糍粑，一头挂几块腊肉，在当时，走在路上定然是一道吸睛的风景。特别是对于城里人家，绝对是一份厚礼！
糍粑的吃法多种多样，可烤可炒可煎可煮。甜酒糍粑、糖油糍粑和糍粑炒腊肉是用来待客的上品，平日里我们很少能吃到。
记忆最深的还是烤糍粑。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会早早的到堤坡上挖两个大树蔸，放在屋檐下晒干。年饭过后就开始在堂屋中间点燃晒干的树蔸，因为树蔸木质紧，故火力好燃烧时间长，一般来说一个蔸子可以管一天一夜。两个树蔸正好年三十一个，初一一个，家乡守岁也就这两天。
大火燃起后，上面挂一口可以升降的圆筒状炖锅，里面是腊猪脚炖白萝卜。但这不关年三十什么事，按家里的规矩，要到新年的钟声响过之后才有资格享用。
钟响之前，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听父亲讲那些评书里的故事和烤糍粑。我自小性子急，一烤就糊，父亲便会把他烤好的糍粑和我交换。并告诉我烤糍粑要细火慢烤，受热均匀，待一面烤好后再烤另一面，急不得。这样烤出来的糍粑两面金黄，中间高高鼓起。用筷子从一端穿一个孔，再灌入细砂白糖，白糖受热融化，一嘴下去，香甜可口，绵软怡人。
我问父亲，为何那用磨子磨出来的粑粑，原材相同，怎么就烤不起来呢？父亲说，磨子磨出来的颗粒细没有间隙，而糍粑颗粒粗间隙大，中间充满了气体，受热时气体膨胀，自然鼓得起来。
细想起来，一块小小的糍粑除了寄托乡情外，还包含有好多学问和哲理。
做糍粑事前要有严密细致的组织，制做更是一个团队良好配合的表现，烤糍粑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糍粑之所以能烤得鼓鼓的是因为给自己留有空间，正所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做人、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月是故乡明。家乡的糍粑形状大气、口感细软、香味浓郁、色泽玉洁，圆圆的，挂在堂屋中的吊钩上，恰似一轮悬空的皓月，时常点燃我的记忆，照亮我的乡愁。
2018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