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家庭主妇一辈子也绕不开的话题，然而，新时代的女性也需要走出家庭去工作，更需要经济独立。因为只有这样，妇女才能顶起“半边天”。我之所以能够顶起我家的那“半边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九斤黄”的激励。
记得那是七岁那年的一个清晨，我被父亲早早叫醒，“小兰，快点起床，你今天上午不去田里割谷子，‘九斤黄’母鸡上午要下蛋，你要守到它下蛋哟，这几天它经常下野蛋(不在家的鸡窝里下蛋)。” 我应了一声，竟又开始呼呼大睡。一觉醒来，太阳已高高挂在头顶。
父亲是家里的“雷公”，他的话就像“圣旨”，我和母亲都惧怕他，他有一个吃香的手艺——修土墙房，还收了八个徒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绝大多数建土墙房定居，父亲是我们十里八乡出了名的土墙师傅。母亲讲，从那个时候开始，“雷公”就代替了父亲的名字，稍有不慎，母亲和我便是他的“出气筒”，多年来，无法改变现实的母亲也适应了逆来顺受的日子。
糟糕，“九斤黄”下蛋了没有，想起“雷公”临走前交待的话，我心急如焚地寻找“九斤黄”的下落。
“咯咯咯”，我循声望去，只见“九斤黄”在院坝外的树脚下欢快地叫着，好像正得意洋洋地自我表扬今天它又下了一个鸡蛋似的。我看了看空荡荡地鸡窝，连一皮鸡毛也没有，坏了，它肯定下野蛋去了，父亲回来见不着鸡蛋，我这“出气筒”可又要遭殃了。
“咯咯咯……”“九斤黄”叫个不停，大摇大摆朝我走来，似乎还在为自己庆功，它的叫声越来越清脆，我听着却越来越刺耳。
我趁其不备，一把逮住“九斤黄”，按照母亲曾经教我的“摸蛋”法，将食指和中指伸进它的屁股，照惯例若是鸡肚里有一个圆润光滑骨头似的“硬东西”，那就证明鸡蛋还在母鸡肚里没有下，“天哪，没有那‘硬东西’。”
鸡蛋没了，难道我坐等被“雷公”打?不甘心的我使劲拽着“九斤黄”，它却依旧趾高气扬地“咯咯咯”叫个不停，似乎在向我挑衅，“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我今天就下了野蛋，看你敢把我怎么样?”“蛋就没有了，你还在叫，我今天不把你打死才怪。”
说时迟，那时快。我气急败坏地将“九斤黄”狠狠的摔在门槛上，“砰”的一声，“咯”，“九斤黄”在地上惨叫了最后一声，两腿一蹬断气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幕，刚好被挑着谷子回来的父亲和母亲碰上了。
“你把‘九斤黄’打死了，今天我就打死你”。
父亲丢下挑子，抡起扁担，气势汹汹地朝我怒吼着，好像要把我活吞了似的。
“你要打死小兰，还不如先打死我算了……”
母亲抢过扁担，和父亲杠上了。
“‘九斤黄’不就是一只鸡吗，为了一只鸡，你就要打死我，打哟。”我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歇斯底里的向父亲怒吼道，完全忘记了他是凶神恶煞的“雷公”。
不知咋的，父亲竟蔫了，拿着旱烟袋到屋后抽闷烟去了。看着父亲离去的背影，母亲抱着我放声大哭。这是我懂事以来，母亲哭得最伤心的一次。
母亲讲起了“九斤黄”的来历。四年前，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奶奶为了给父亲补身体，买了一群小鸡来饲养，没想到，待鸡即将出栏时，一场鸡瘟袭来，仅剩下一只羽毛一片金黄色的母鸡。奶奶将它视为珍宝，只要带点油水儿的剩饭剩菜，总要给“九斤黄”吃。岁月悠悠，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黄色母鸡长得越来肥壮，足有八九斤重，因此，奶奶给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九斤黄”。
后来，父亲大病初愈，奶奶多次欲杀掉“九斤黄”炖汤给父亲补身体，却被父亲拦住了。生活就像是戏台，不久，奶奶又病倒了，父亲多次磨刀霍霍要杀“九斤黄”，奶奶却舍不得，娘儿俩争论不休，直到奶奶去世，也没有喝成“九斤黄”鸡汤。
打那以后，我和母亲再也没有挨过父亲的打。
几年后，母亲积劳成疾，身体日渐消瘦，临终前，母亲告诉我，一定要记住“九斤黄”的教训，好好读书，成家后要用自己挣的钱。母亲走了，“雷公”少了一个“出气筒”，他每天默默无闻地起早贪黑挣钱供我读书。
每当我想起“九斤黄”，想起母亲的遗言，我就发奋读书。如今，我已成为了一名公务员，经济上独立了，完全有能力顶起那“半边天”。
“九斤黄”，你是我世博会是什么意思里的过客，感谢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