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有名字，但我回忆以往所有的生活场景，从未听见有人叫她的名字。一次都没有。不知道的倒也罢了，知道的也不叫。
就拿我父亲来说，我从未听见他叫过母亲的名字。父亲与母亲说话前，先说：“我说”，然后才说下文。仿佛母亲叫“我说”。
我们做儿女的当然只喊妈了，连“妈妈”二字也省一半。6个儿女都不顽皮不耍娇（今天我才知道这不能不是缺憾），与父母一向不开玩笑，也就更遑论题名道姓了。
亲属和邻居张口则是他二婶、他二姨、××（我们的爱称）他妈。父亲排行为二，母亲的尊称前加“二”即可。很自然，乡俗一向如此，更因为是大家不晓得母亲的名字。
人的名字由他人叫得最频的应该是老师和同学。遗憾的是母亲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在大山里度过的，家贫如洗，学堂对于她是梦一般地遥远。母亲一家生活在人烟稠密处是归屯之后了。许是那个妙龄少女时期母亲的名字能被邻近的同龄人叫几次罢。可惜那段时光暂短，19岁与父亲成亲后，她的名字就搁置起来。
母亲的名字使用率太低了。
我知道母亲的名字始于上学读书。母亲送我到学校报名，把户口本递给老师，她的名字第一次与我的名字落到同一张纸上。参加工作，无数次工工整整写下母亲名字的三个字，但仅限于填写家庭成员。抑或说，母亲的名字只出现在表格上。我的哥哥弟弟和妹妹们也都如此。我写过很多信，都是写给父亲的。于是就觉得用笔写出来的这三个字与母亲本人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
就这样，母亲渐渐地把自己的名字丢失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越丢越远。人，失去一件东西会回头寻找，然而，母亲从不提起自己的名字。我们每个人都须臾离不开名字，母亲却没在乎。
母亲去世多年后，我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想起这件平常的事，似乎觉得又不平常。我在纸上写下姜桂珍三个字，丝丝缕缕的心酸就漫上心头。
二
母亲开始过生日是她当了奶奶多年之后了。
女儿五、六岁时，我领她去故乡探望父母，回到县城女儿神秘地告诉我说，她知道她奶奶的生日了。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我们做儿女的太粗心，一个没文化的母亲记住了6个孩子的生日，而6个孩子却忽略了一个母亲的诞辰。
父亲的生日在正月里，黑漆漆的橱柜里，母亲春节留下的鱼呀肉呀总还有，每年这一天，母亲都炒几盘菜，烫上酒，为父亲庆生。我们过生日，尽管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个鸡蛋是必煮的。母亲不识字，但会看日历，6个孩子的生日哪个也不落下，唯独自己的生日悄无声息，吃平常的饭菜，过平常的日子，全家人习以为常。
女儿是母亲的大孙女，她3岁那年被我送到小镇由母亲照顾了一年多，与奶奶的感情很深。她凑近我耳边小声说，奶奶让她保密，一脸洋洋自得的样子。
女儿提醒了我。不仅是我的母亲，她们那整整一代人啊，被称之为家庭妇女，年复一年地围着锅台转，心中只装着丈夫和孩子，自觉不自觉地甘愿处于卑微地位。母亲给我看过她的脚，那是两只没有成型的民装脚。独生女疼得嚎啕大哭，哭软了姥姥的心才解开了裹脚带子，脚趾虽没完全压在脚掌下形成三寸金莲，但已经变形了。母亲虽然有幸以封建社会的末代妇女的姿势，用那两只畸形的脚走进了新时代，可是生活习惯却一如旧时。如果说从前日子过得苦，母亲不声张自己的生日，那么我们兄弟和妹妹参加工作了，完全有能力给母亲热热闹闹庆生了，可是却延误了好多年。
于是，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兄弟和妹妹年年都回故乡给母亲过生日。父亲过世后。不管母亲在谁家，再也没漏过。有几次，孙子孙女们买来生日蛋糕，为奶奶戴上生日帽，叫她吹生日蜡烛、合掌许愿、切生日蛋糕，更是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母亲接受新事物快，看见孩子们举杯，不管自己面前是白酒还是饮料亦或是啤酒也高高举起来，抿上一口，来一句“借你吉言”，脸上的笑容像朵秋菊。
这迟到的一次次祝寿看似很隆重，但我始终觉得，还是亏欠母亲太多。在生活的顺境里给老人过生日，纵然桌子上摆满了鸡鸭鱼肉，远不及于艰难困苦之时为她剥个煮熟的鸡蛋吃更有意义。此情非彼情。其实，有些事情不是事后能弥补得了的。亲情的细节哪怕流失一点点，都无法追回。
